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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石一楓:時代塑造作家 文學擁抱世界

閱讀:135 次 作者: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發布日期:2020-11-28 08:35:00
基本介紹:一起問道文藝網分享的文學人物訪談報道。

  石一楓,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玫瑰開滿了麥子店》《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心靈外史》等,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斗》等。獲得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等。

  少年時代開始寫作的石一楓,在文學的道路上走得穩健而順利。他本科和碩士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具有相當優秀的理論素養。用著名評論家孟繁華的話說:“他引起文學界廣泛注意,是他近年來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尤其是幾部中篇小說。這幾部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當下中國社會巨變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現實主義的方法,塑造了這個時代真實生動的典型人物。”

  關注時代,關注現實,是石一楓的寫作特色。他的作品寫了小人物的無助與掙扎,內涵卻富有歷史感。他筆下的人物性格飽滿,充滿張力,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有評論認為他的寫作承繼的是老舍和茅盾的文學傳統,具有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他說他供職的《當代》雜志就是一本堅持現實主義傳統的刊物,他在這里受到熏陶和啟發,他的寫作也因此更加貼近社會和人。

  《瞭望》:你出生于1979年,屬于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茬人,作為一個作家,這個時代給你和你的作品帶來了什么?

  石一楓:人都是時代塑造的嘛,改革開放給個人帶來的影響太大了,可以說涵蓋了迄今以來我所經歷的一切社會變化。從日常層面來說,比如豐衣足食,這在平常看來就是生活的常態,但歷史地想一想,其實還挺值得震驚的。我們這代人尤其是城市孩子,可能是中國幾百年來不必為了填飽肚子而發愁的第一撥年輕人。在一個社會上升期度過青少年時代,還給人帶來一個心理上的影響,就是基本上對生活抱有一種樂觀的想法,覺得今天的不如意明天都能解決,覺得世界是前進的、蓬勃的,而我們的一大使命就是擁抱世界。這種心理擱在一個人身上可能是心理暗示,擱在一小撮人身上叫集體無意識,擱在一代人身上就是客觀現實了。

  對寫作的影響當然也有,文變染乎世情么。我承認比起以前的作家,我的東西包括我們這撥兒作家的東西普遍發“甜”,透著沒經過事兒,哪怕哭天喊地的絕望往往也是裝腔作勢,但這其實沒什么,畢竟“苦難令人深刻”這個命題也很可疑對吧?我想,只要能意識到那點兒“甜”是從哪兒來的、將來有沒有可能繼續“甜”下去也就夠了。說到底還是眼界開闊點兒,心態開通點兒,這也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

  《瞭望》: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互聯網等等帶來觀念和生活形態的多樣化,你趕上了一個多元發展的社會,選擇也是多樣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為何要當一個作家?

  石一楓:原來有句話叫“文學改變命運”,可能我也屬于這種情況,只不過是反著改變的——我老開玩笑,如果干別的沒準兒哥們兒早“發”了。還有個笑話,過去有個電影叫《中國最后一個太監》,講的是一懵懂少年立志進宮,沒想到剛一做完手術,聽說皇上退位了。對比一下上世紀80年代所謂的文學黃金時期,我覺得我當了個作家的經歷好像也差不多——搞了半天文學,文學沒那么多人看了。不過想開了也沒什么,社會進步的表現不恰恰就是多元么?要還是全國人民嗷嗷待哺地等著那一小撮作家啟蒙,我都替作家臊得慌。說到底還是喜歡這事兒,能把業余愛好變成謀生的職業,這說來也算幸運。

  《瞭望》:最早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小說的?是怎樣的契機讓你成為一個作家?

  石一楓:剛開始就是在上高中的時候,把發生在身邊的學校生活寫下來,一看還挺長。當時住的那個院兒里有個非常有名的作家,我們都看過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覺得他是大師,我父親就把我寫的小說拿給他看看。他看完之后覺得還行,推薦給了《北京文學》雜志,沒想到就發表了。記得還是手寫稿,我的字兒特爛,我媽怕拿出去讓人笑話,就給我抄了一遍。后來科技進步,這個障礙也被電腦掃除了。還記得那時《北京文學》的編輯部在和平門的地下室,我去那里聆聽過教誨。當時就覺得寫東西好像也不難,人家能寫我也能。當然這肯定是因為那時候其實還不會寫東西,真上了道兒才知道難在哪兒。

  《瞭望》:你高中時就能在《北京文學》這樣級別的刊物上發表小說,無疑算是很早慧的作家,一般來說像你那個年紀的城市青年即使寫作,或許會寫青春文學、網絡文學等等,你卻走了一條可以說更艱難更有使命感的純文學道路,是什么決定了你這樣的文學風格?

  石一楓:可能還是個人趣味吧,小時候什么書都看,自己也能看出什么東西智慧含量高,什么東西水。也知道有的東西得仰著頭看,有的東西得彎著腰看,看著看著真能把你氣樂了。然后自己就想,以后要是也寫東西,得盡可能地別讓有見識的人笑話。當然也包括上大學和工作的經歷影響。在學校里念的就是中文系,那個年代的那個環境還挺“言必稱希臘”的,看個盜版電影都得挑各種有講究的,從藝術到思想深刻的,更別提文學了,不啃兩本卡夫卡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上班以后又編文學雜志,雖然也提醒自己別太矯情,不過經典的標桿在那兒擺著呢,就是80年代以降純文學的那個路數。現在其實可以說,這基本就是一個被精英文化給塑造了的經歷,當然,與我自己對文學的認識也相吻合。再一個方面,我覺得這樣去寫,寫作的自由度也更大。

  《瞭望》:你在《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特別能戰斗》這些很有名氣的小說中塑造了不少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你是如何“發現”這些人物的?

  石一楓:應該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觀察生活吧。生活里總能遇到讓你印象深刻的人,你把這些人寫下來,想來也能讓讀者印象深刻。

  至于說小說的寫法,現在倒也沒必要說哪種更新哪種更舊,歸根結底沒準都是前人嘗試過的,我們往往只需要找到適合于自己的那個路子就可以得心應手地寫自己所想表達的。有人愿意從結構入手,有人愿意設計情節,我的習慣是比較重視人物。當然這也不是說把人物臨摹下來就完事兒了,還得琢磨人物的來龍去脈,想想每個人物和時代的關系以及對時代的意義,說到底還是得對生活有態度。

  印象挺深的是《特別能戰斗》這篇小說,原來就是那種特有精力、特有戰斗意志的北京大媽讓我覺得挺有趣的,但也沒覺得這種人物多么適合寫成小說,后來才發現,原來從這種大媽身上能看出新舊兩種體制的錯位,那么寫下來似乎就有點兒意思了。

  另外我們對人物的認識又是變化的,它本身就在向復雜的方向發展。比如老舍寫《二馬》,當時肯定覺得老馬是落后人物,小馬是先進代表了,可放到今天看,小馬這種人其實挺乏味的,倒是老馬能夠在不經意間戳到時代的敏感點。我的小說《地球之眼》也是這樣,里面有個壞人叫李牧光,寫的時候主要讓這人代表了資本之惡,但后來又想,這種人是不是也有著他的情懷乃至無奈呢?到有朋友找我商量改編影視的時候,我就說,這個李牧光最好能寫出點兒悲壯感來。

  人物越琢磨越復雜,這也是因為我們的時代復雜吧。

  《瞭望》:隨后你又寫了《心靈外史》《借命而生》這樣的小長篇,小說的內容似乎和你本人的生活拉開了距離,這個變化是如何形成的?

  石一楓:此前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和《地球之眼》那些小說,確實和我的生活距離挺近的。比如里面老有一個游手好閑的文化混子,在好多人看來作家和文學雜志的編輯似乎也就那樣兒。不過也是個自發的過程,一個作家老是寫一個領域的事兒,自己可能先煩了。有句話說人一輩子真需要面對的也就是身邊那幾個人,確實,我們在生活中總會面對同一撥人,這固然讓我們覺得安全,但要是在寫作中也這樣,那寫作的意思也就不大了。既然干了這事兒,那就總想寫點兒新鮮的。當然要寫那些原本自己不熟悉的人物和生活,或云拓寬題材,這又是個相對自覺的過程,該下的功夫還是得下。我們編輯部的老同志就總結過,中國作家有很多都是經歷型的,寫自己的經歷得心應手,經歷以外容易抓瞎。怎么和自己感興趣但又不熟悉的人物建立通感,了解他們的想法和狀態,再把他們盡可能看起來像地呈現出來,這對我來說也是個坎兒。比較令人欣慰的是,我貌似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想法,這也讓我有了再把寫作進一步拓寬的信心。

  《瞭望》:你的小說很注重對社會背景和時代變化的反映,這是很明顯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征。你怎么看待現實主義這種經典寫法在今天的生命力?

  石一楓:還是一句老話,“藝術源于生活”吧。老有人強調現實主義和其他一些主義的區別,其實我倒覺得,哪兒有不關注現實的文學呢?只不過關注的方式不同而已。從這個角度講,說“無邊的現實主義”好像也有道理。中國的作家要對中國當下正在發生的現實發表看法,表達態度,這似乎也是分內之事。有人可能追求寫出傳世的作品,或者有所謂人類的普遍價值的作品,就像托爾斯泰和馬爾克斯那樣,不過我也老覺得,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肯定沒考慮兩百年后的人怎么看待這部小說,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的時候也不會琢磨他的書在國外會有多少個譯本——如果他們這么想了,恐怕他們也不夠真誠。總而言之在中國當作家,還是先把中國作家的本分做好吧。

  當然還有個問題,就是也不只把現實寫下來就算了。“有現實沒主義”,這個狀態好像也不能讓寫作的人對自己滿意。在面對有時復雜瑣碎,有時深沉不語的中國現實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具有一點總體性的、對生活乃至對世界的看法?這點兒看法又能不能引起別人的共鳴?這種能力也許才是讓現實主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地方吧。

  《瞭望》:和同齡的一些作家不太一樣,你好像不是特別強調寫作的具體技術,而將精力更多放在了還原生活以及總結社會意義等方面,這跟你對文學的看法有關?

  石一楓:我有一種看法,好木匠不會成天在一塊兒討論刨子的幾種用法,好廚子也不會沒完沒了地研究怎么顛勺。寫作技術當然也是必要的,不過如果在技術上用的心思太多,甚而變成了唯技術論,這會誘導我們忘記了寫作之中更重要的東西。

  也和很多藝術門類不同,文學寫作好像是少有的那種“功夫在詩外”的行當,寫作本身幾乎不能稱其為一門學問,更重要的還是對生活的發現。而對生活的發現、觀念和總結又不是寫作技術本身能帶給你的,它可以和政治經濟飲食男女等等一切方面有關,但就是跟寫作技術無關。相比于焦慮自己是不是一個巧婦,我更希望自己不要去做無米之炊。

  《瞭望》:你是如何看待中國文學的傳統的,或者這么說,中國文學傳統對你的創作意味著什么?

  石一楓:除了語言方面的規范和影響以外,更多的還是看待生活的方式吧。這兒說到中國文學的傳統,我覺得除了唐詩宋詞古典小說之外,現當代文學本身也是一個傳統,而且那個傳統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可能更直接。如何作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去看待一個“現代的中國”?這個意識恰恰是現當代文學留給我們的,具體地說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那代作家。我也不覺得我的寫作就算跳出了五四新文化的那個傳統,恰恰相反,那個傳統正是我們在今天需要強調的。

  《瞭望》:以前有一種說法,大學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當然現在不少高校開設了創意寫作課程,但成果還有待檢驗。作為一個北大中文系的碩士生,你覺得中文系的系統教育對寫作有幫助嗎?

  石一楓:我倒覺得,既然寫作的價值在于對生活本身的發現,那么那種教育背景是否有利于發現生活,這還真不好說。學院里那一套閱讀、學習的方法當然有用,所謂街頭智慧沒準兒也有用。而我佩服的很多作家確實也都不是大學培養出來的。至于中文系的教育,記得我剛入校的時候就聽老師說,這兒不是培養作家的,這兒是培養學者的。跟一幫學者在一起幾年,對我的好處首先就是對那些大詞兒洋詞兒免疫了,歸根結底還是開了眼界吧。

  《瞭望》:除了寫作,你還翻譯過外國小說,你怎么看待外國文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

  石一楓:是翻譯過一本《猜火車》,當時出版社拿到版權,問我感不感興趣,我說也行,但要翻譯的話就用北京口語的調子來翻,我覺得那更符合原著的氣質。對方答應了,權且就算做個試驗,現在看來肯定算不上信達雅,不過后來搞外國文學的朋友也說挺獨特的。

  而一旦接觸過具體的翻譯過程,反而覺得對于外國文學本身也沒必要太高估,而且人家那么寫有人家的客觀條件,跟咱們這邊的情況大不一樣。就拿《猜火車》來說,寫的就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很像個社會問題小說,藝術上的獨創也都以此為基礎。脫離背景,單純地把國外小說看成“寫作圣經”,肯定是沒必要的,干脆把所謂“翻譯腔”看成“文學味”就更沒必要了。

  《瞭望》:看見你在文章中說你是先閱讀了20世紀的文學,再讀到19世紀的文學,這樣的閱讀經驗是否讓你對文學有自己獨到的認識?

  石一楓:閱讀的順序及其影響,可能也跟年紀有關吧。比我年長的那輩作家剛開始看的是20世紀前的西方文學,他們看書的時候卡夫卡、福克納還沒大規模引進呢,都是先看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再一看《變形記》《喧嘩與騷動》就被嚇一跳。我正好相反,讀國外文學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以后作家們似乎都讀過卡夫卡、卡佛、卡爾維諾和村上春樹等等。先讀了現代的,再讀古典的也能讓人耳目一新。現在我還覺得狄更斯和托爾斯泰的很多寫法特別必要,特別有道理,也可能跟當時的閱讀經驗有關,而哪種經驗沒準兒還真是順序造成的。不過我覺得比我更年輕的作家也許就沒有這種體會了,他們生活在更豐富的文化環境里,不會饑一頓飽一頓,也不會挑食,從而閱讀口味也會更客觀一些。

  《瞭望》:文學編輯的身份對你的寫作是否有所幫助?請談談對你寫作影響比較大的人和事。

  石一楓:肯定有。編輯嘛,就是看別人的東西,別人寫得好的可以學習,別人沒寫好的地方無則加勉。我所在的《當代》編輯部還有個氣氛特別好,一篇稿子往往好幾個人都看,看完大家一起討論,分析得失,只要是有心人時間長了還真能學會怎么寫小說。

  此外這個雜志也一直強調現實性,我對文學的很多看法,其實也是在學著編雜志的過程中養成的,然后又嘗試著在寫作的過程中實踐一下。也挺有意思,編輯部上班的時候往往不太看稿子,稿子都揣回家看,大家湊一塊兒就是交流心得。我從剛上班的時候就老聽洪清波、周昌義他們幾個老編輯聊天,到現在還經常跟洪清波老師一人一個沙發,一聊小半天,一會兒楊新嵐和孔令燕她們也過來一塊兒聊,上世紀80年代那些文學沙龍估計也就這氣氛,起碼編輯部的小環境是把上世紀80年代的氣氛延續到了現在。而且看多了稿子的人眼光銳利,記得我寫《借命而生》的時候,寫到一個地方覺得該換個視角了,但一偷懶也就沒那么做,后來洪清波老師看完跟我說,你這兒要是從另一個人物身上展開就好了。果然那小說現在看還是有點兒單薄,而我也只能在下一篇盡量處理得更合理一點兒。

  《瞭望》:如果說文學是一種使命的話,你是如何看待這樣的使命的?

  石一楓:說得多高也沒必要,好像某項事業的意義一崇高,從事它的人也跟著形象偉岸了起來似的。不過起碼的要求還是得有,否則也對不起這個行當里的其他人。既然說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特殊性,我們還是應該對時代的變化做一些必要的記錄和思考,這些記錄和思考在別的藝術領域里未見得能實現得像文學這樣有效,而這也是文學的不可取代之處。

  《瞭望》:你的寫作獲得了很高的成就和肯定,你對自己未來寫作的方向和目標有何規劃?

  石一楓:應該還是繼續拓寬寫作的領域和題材,爭取每一部都跟上一部不一樣。現在也在寫長篇小說,用的是所謂傳統的京味小說的調子,爭取覆蓋的人物與領域更廣一些,不過能寫得怎么樣也不好說,盡自己之力去做。(記者 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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